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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子安,你太急躁啦,”老王痛心地说。
在宋朝有两大禁忌的话题,地与税。
说说没关系,那怕象李觏、张载、程氏兄弟公开说,实施古代的井田制度,但不能上书,强求朝廷通过。
包括王安石,对这两个话题也避之不及。
顶多实施了一下方田均税法,似乎沾到这个地与税了。
但始终贯彻得不彻底,而且只是让豪强如数报出隐田数量,不是让他们将耕地交出来均分给平民百姓,更不是让他们从此以后停止兼并。
然而就是这样,因为方田均税法,让多少豪强憎恨之。
更不要说齐商税了,宋朝有多少官员经商,为何,因为宋朝制度,或者所谓的祖宗家法,是禁止官员行商的。
然亦当时风俗,以诈清高,养名誉为事……所以呢,大家都在找代理人经商,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主动出面的,那么如何公正地去记载。但就是这样,在相关宋史资料里,还能看到n个大臣在经商,并且多有不法现象,包括赵普。
就连苏东坡这样在蜜罐里长大的乖宝宝,还带着几船私盐回巴蜀,以谋取钱帛。结果因为什么不懂,连经营暴利般的私盐,居然还亏本了。
所以这孩子……还是去写大江东去吧,当官好,理财好,都不是这孩子的强项。
就象宿州城吧,位于大运河汴水要道上,因此商业日益繁华,城中百姓挤不下去了,因此知州周秩应广大百姓请求,向朝廷反应此事。宋哲宗拨下一万贯钱帛,让周秩扩建宿州城。
这是好事儿。
一个扩城,能增加多少挤地皮。
又解决了城中百姓房屋紧张的局面,并且扩建后会使宿州变得更繁荣。然而苏东坡打了小报告,说是劳民伤财。此事不了了之。甚至在后来抗金中,作为最重要的城池,因为那次未及时扩建,留下了严重的隐患。
苏东坡是好心。可因为不懂,反而办了坏事情。
但其他大臣不是浪漫天真的苏东坡,他们颇有心计,特别是那些来自权贵豪门富商的后代,比如富弼。富家在洛阳本来就是一个巨富之家,加上他本身有才学,因此没有中进士,晏殊依然赏识富弼,将女儿嫁给了富弼。不过这个小小晏可不是一个省事的主,反而因为这个女儿,晏殊与富弼关系一直不大好。
也就是非是所有官员都有家人手下在经商,但有不少官员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商贸。
原因很简单,什么来钱最快,非是土地。农业是稳定收入,但暴利还是工商业!
不仅暴利,而且因为他们的地位,胥吏不敢征收任何场税。
这个场税颇是惊人的,最少是百分之五,一趟商货就省下百分之五以上的税赋,那么这个税赋无疑就化成了利润。百分之五以上的利润哪!
想一想,王巨推出齐商税,会惹得多少豪强权贵士大夫的痛恨?
最要命的是皇上当场居然还同意了,立即颁下诏书。
并且这个诏书再加上王巨以前的种种作为。还会让人想入非非。
想什么呢?现在是齐商税,未来会不会齐所有的税?包括两税。
而且王巨还有过类似的做法。
齐掉税后,会不会齐地。
张载以前可是多次说过实施古代井田制度的,而且王巨在南方执行了强硬的改土归流政策。并且打压豪强与各蛮酋,然后将他们家中的财产抄没,所有宅与田一起均分给平民百姓。
如果大家这样一想,会对王巨产生什么样的看法?
到时候王巨必然会因为反对声音强烈,贬出朝堂。
“王公,自从我回来。有些人躲在暗处为了对付我无所不用其急,刺杀,污蔑……但也不算是完全空穴来风。这些年,因为我,直接或间接死在我手中的异族人,包括西夏人、交趾人、占城人、真腊人与海外的土著,将会以百万计算。说不定过了一千年后,子孙后代反思,仍会给我冠上一个屠夫的称号。最少异族人必然会给我冠上这个称号。但又何妨?为了大宋,为了这群族人,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?”
如果西夏不入侵,金人不南下,后来列强同样不入侵或者打压中国,王巨也不想这么去做。
但事实是……人会吃人的。
就象美帝,一边喊着人道主义,中国威胁论,然而因为石油等资源,发起了多少战争!
其实有时候王巨也不忍,但没有办法。
机会只有这一次,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。比如彼岸的彼岸,只有三四百年,欧洲人就要关注那片土地了,从那时起,白种人就渐渐成为第一人种了。
王巨都说到这份上了,王珪无法再劝。
果然,无数反对声音传出。
委婉的说法如吕公著等人,说是会骚扰百姓,打破朝堂好不容易换来的平静。
激进的说法,则是王巨动辄以利动人,以利动朝廷,这将会将宋朝拖入一个功利时代,道德沦丧。
还有其他一些莫明其妙的理由。
就连司马光都在洛阳,连写了三封信给赵顼。
背下有没有写信给吕公著、冯京与孙固等人,就不得而知了。
甚至赵念奴派婢女上门,暗中通知,说是高滔滔在宫中也在游说,劝赵顼放弃这个可怕的做法。
迫于这种情况,王巨只好在大朝会上做出解释:“诸位,关于齐商税一事,有许多人反对。然而我只想说两件事,第一件事,以前我一直未说,直到去年得到大量金子来源后,才将想法禀报给陛下。诸位多半也知道了,未来的举措正是银行司。它的来源有二,存贷利息之差,刺激工商发展,以便让许多百姓变得更富裕,朝廷同时也会得到大量商税。一旦银行司成立以后,这个商税所得甚至超过了存贷利息所得。并且我也在派人安排筹集大量金银。数量越多,作用越大。有可能未来朝廷所得不仅是两千余万,甚至三千余万,四千万。但这个基础就是必须最大限度地齐商税。”
“诸位。如果朝廷能获利这么多,并且是在没有加赋税的情况下获得的,会带来如何的变化?不仅国库更加充盈,许多百姓因此而受益。并且在财政更宽裕的情况下,朝廷就可以取缔青苗法、手实法与宽剩钱。至于许多人反对的保甲法与保马法。只要财政宽裕,朝廷免费向保丁发放所有的器甲,并且给保丁免掉半年相关的赋税,那么还扰不扰民了?不但不扰民,相反,就将它的作用无限放大,例如防盗、让百姓有尚武精神、朝廷在特殊需要下,能立即挑选大量战士、协防边境安全。”
“还有保马法,只要财政宽裕,朝廷不用出少量钱帛。强迫百姓自己购买,而会主动从各地购来大量马匹,再交给百姓饲养。那么百姓还会不会产生负担?那么同样它的作用也放大了,如能训练更多的人会骑马,替朝廷储备大量骑兵,同时马数量扩大,可以利来运输,可以用来耕地……”
“子安,但那来的马匹?”吕公著在西侧问道。
“吕公担心是有道理,然而今日非同往日。这个获利可能要到几年后了,几年后相信章质夫早就将大理完全平定,那时候就可以从大理得到大量滇马、腾冲马、乌蛮马,还能从茶马道上得到大量吐蕃高原战马。并且海运发达。海船变大,也可以绕道辽国后方,与女真人交易战马。并且还有一处,在彼岸那个最大的岛屿上,有大量适宜放牧的牧场,不仅养着大量牛羊。同时也养了许多马。只是马的繁殖速度比较慢,不过几年后,彼岸马匹数量必然增加。虽然路途遥远,用船运输战马更是不易,但也可以每年向朝廷提供数千匹战马。并且这批战马,有的还刻意从大食那边买回来的战马杂交,远比女真战马更加高大。”
“实际保马法应当取缔了,”冯京在边上说道。
“冯公,如果朝廷提供战马,也不用取缔,大量饲养战马,不仅利国,也利民。不仅是马,我朝各种大牲畜都严重缺乏。实际若不是考虑到财政,我都想提议,所有大牲畜就象我在地方上治理的那样,不计入财产算户等,那么百姓就敢于饲养牲畜了。”
这就得要钱。
如果大牲畜不计入户等,宋朝将会有许多百姓立即降户等,这意味着税赋同时会迅速减少。
这是第一个损失,还有一个损失。
宋朝国库主要收入,就是两税,四大榷(盐酒茶矾,榷香是内库所得,与国库无关),各种商税关税,不仅是贸易的过往税,还包括屋产税,宅田交易税,各种坑矿坊监等“国有企业”的收入,不要小看了这些收入,它同样是宋朝的一个收入大户,就象坑矿的课量,每年各种金属的课量几乎达到了五千万斤!
地租,怎么国家也收租子了?实际宋朝有许多官田,有的用来做官员的职田,有的用来做学田,还有的用来做官兵的营田与弓箭手田,同时也有一部分租给百姓耕种。
还有一些隐形的收入,如科配和籴,不仅是抑配物价的,它们也在谋利中。以及各种折支摊派等苛捐杂税……
又有一些大家都想不到的收入,如牛租,百姓不养牛了,于是官府养牛,再租给百姓,以便利于种植,增加粮食产量。
用意是好的,然而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了,往往牛死了二三十年,官府还继续向百姓征牛租。
这个收入一年也有几十万贯。
一旦不计入户等,这个收入同样也没有了。
当然,站在普通百姓角度,那无疑是一项善政了。
但站在国家角度,却未必喜欢,所以王巨说必须等到财政进一步宽裕,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出台将所有大牲畜不计入户等的政策。
不是说爱民吗?
冯京只好退下。
王巨继续说道:“陛下,诸位,我再举一个例子。彼岸,大家都开始关心了。去年彼岸的财政收入是三百八十余万贯,但其收入只有两税与商税两条。因为百姓数量还是比较少,又是地广人稀,所以粮食价格十分低贱。低贱得你们无法想像。一般麦米豆一斗高者才十五文钱,低者才几文钱。再加上税率同样很低,平均下来只是二十征一,是真正的二十征一。没有任何的苛捐杂税。因此折成贯钱,实际不到三十万贯。余下三百五十多万贯则完全是商税。但彼岸有多少百姓,你们同样也知道了。”
在他们心中,彼岸是两百多万百姓,也就是均摊下来。一人得摊派到一贯半的商税。
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均摊到宋朝头上,最少得有一亿七八千万贯的商税了。
而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加上新得的两路,不过一亿九千几百万,当然,与前几年相比,这说明了这几年国家也渐渐开始宽征薄敛,否则加上两路数量会超过两亿以上。但这个一亿九千多万,是束、石、匹、贯、斤、两、件,实际折成贯钱,不过一亿四千余万贯。
至于商税所得。包括王巨带动新增加的商税,也才一千万贯。
这样相比较就吓人了。
但没有完,王巨继续说道:“并且诸海商们为了繁荣彼岸经济,才开始时对彼岸各个行业实行了免税一到三年的政策,现在彼岸内部的各个行业,有八成以上还没有正式征税。因此未来三年时间内,彼岸的商税可能翻上一番。”
蔡确关心地问:“税率几何?”
“他们搬抄我朝税率的,并无二样。区别之处,则是真正的齐商税。所以若不是彼岸土著人的威胁,还有一些水土不服。可以说彼岸的百姓,与我朝普通百姓相比,他们是生活在天堂里。”
这就是彼岸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。
与宋朝相比,整个地球上的国家都只能算是蛮夷。不开化的国度。
因此无论怎么去做,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对照。
但现在就有了。
这就是最好的反驳。
不过这次反驳,只是暂时的压制,就连京城各市坊,都开始有些风言风语。
韩韫感慨地说:“这就是舆论啊。”
“不仅是舆论,还是大家的认知。”
所以王巨在横渠配合张载修著完善了关学。
这个认知真的很重要。就象古代对商殃的评价,褒的一面很少很少,多是贬的一面。为何,司马迁是也。
太祖看了十七遍资治通鉴,于是多次无尝援助友邦。
有人说我也看过了,但你有那能力耐心才情深入地看进去了吗?恐怕连那大段的臣光曰都不会去看吧。
看了那么多遍,又看进去了,那么会多少受它的影响,包括司马光对权谋、历代兴亡的认知。
程氏儒学影响了朱熹,朱熹儒学影响了明清,因此产生了多大的变化?
同样,这种认知也影响着舆论。
不过知道了王巨计划,韩韫也没有担心。
继续着……
但这件事非是发生在京城,而是在密州。
王巨一直担心着汉人留恋家园故土,也不能说不对,但也不完全对。如后来的打工潮,如果京城户口放开,相信一半人会选择迁离家园,去帝都生活。
之所以古代百姓不愿意迁徙,原因很简单,大多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,因此不了解异地他乡的情况,那么对异地就会产生畏惧。所以唐初多次迁徙百姓到宽乡,百姓却不愿意配合。
然而武则天迁都洛阳后,许多关中百姓自发地去中原了,于是洛阳一带人烟迅速稠密起来。
现在也一样,随着邮驿司的设立,书信得以往来,甚至许多人还汇钱帛给故乡的亲人亲戚,张行观又刻意安排了许多百姓,亲自回来现身说法。
再加上赤贫百姓真的多啊。
连饭都吃不饱了,彼岸又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所在,还会留恋家园吗?
再加上官府不再阻拦了,又是夏麦还未熟,闹春荒的时季,因此大量百姓开始涌向几大港口。
但与前两次不同,第一次大规模迁徙乃是前所未有的旱灾,第二次是官府主持,这次无灾又无官府主持,因此一些欠下高利贷的百姓。也偷偷模模地连夜逃向几个港口。
于是事儿来了,百姓投奔你们,我们没权利反对,这是朝廷准许的。然而这些百姓还欠我们高利贷呢。得偿还给我们吧。
一些大户派来仆役,找人抓人。
开始时,几个管事没有干涉。然而这一抓,避免不了发生许多凄惨的事,甚至当场捆绑起来。打得死去活来。
这些管事现在生活变好了,可以前同样多是贫困人家出身,看不下去了,便悄悄对临时安置的百姓传话,你们那一个欠了主家的高利贷,立即上船,当然,在船上活动空间有限,甚至都不敢上甲板,而船又不会马上返航。这意味着得受好几个月的罪,可总比抓回去强吧。
这些百姓便上了船,一些主户要上船抓人。
在岸上我们没有权利过问,但凭什么你们登我们的船搜捕抓人。而且那一艘船上没有武装护卫?
南方还好一点,特别是密州港,而且这里属于北方,宋朝的核心区域,于是这些人家便找到密州知州周浔。
周浔是旧党一方的,但他同样没有办法,万一这些海客不配合呢。那么这个强行派衙役上去抓人,不但可能会闹出事,甚至破坏朝廷的协议,走私又开始了。黄金也没有了,这个责任就大了。所以面对这群“大爷”,他也无辄。
就在他束手无策之时,得到了一个机会。
海客们藏人,有一些逃犯同样看到了机会,便对管事们。我们也欠了高利贷。那就上船吧。
这是窝藏罪犯了,周浔立即上书朝廷。
其实王巨同样再三强调过迁徙百姓的作用。
这个迁徙与后来天朝不同,多是贪官富人移民,他们走了无所谓,但他们将从国内搜刮来的大量资金也带走了,所以全国上下都感到痛恨。
然而现在这种迁徙,赤贫百姓几乎达到了九成以上。
所以王巨说它能多少缓解宋朝人口迅速增涨的压力,逼迫主户不得再虐待佃农,缓解社会的压力,穷了往往就会胡来了,十个山匪最少有七个是穷得活不下去的,因此也维护国家的治安了。而且为了感谢,海客们也主动不走私了,并且捐助了这么多金子,几乎相当于宋朝给辽夏两国岁币的两倍半。
这是一举四得之举措。
但在这个当口上,周浔的上书,又再度引起了哗然大波。
王巨无辄,只好在常朝会上刻意说了这件事,是有可能收留了一些逃犯,但这个数量不会多,况且涉及到的范围又能有多少逃犯?全部逃到船上,也不会超过一两百人吧。
不过他也表态,会写信给各个海客的管事,让他们自我在船上搜查一下。并且也好甄别,想来欠下高利贷的百姓,能有什么样的好日子,多半是面黄饥瘦的样子。但那些逃亡,有许多是穷凶极恶之辈,大多数因为吃得好,油光满面。
并且普通百姓多是带着一家老小逃过来的,逃犯可能会有数名团伙,然而不会有一家老小。
这两条,就基本上将逃犯甄别出来了,再交给官府。
“但那些百姓呢?”孙固道。
“孙固,何谓高利贷,你当真不清楚,给他们一条活路吧。都是大宋的百姓,都是陛下的臣民!”王巨不耐烦地说。
杀人偿命,欠债还钱,但欠的是什么债哦!
古怪的是孙固这次就没有再说话了,然而不久市坊里就传出一条谣言,说是海客公开收留欠债百姓,就是王巨唆使的。
但事到了这份上了,王巨也置之不理。
然而一波又兴起……
程昉之死,一是年龄已高了,但兴修了那么多水利,不仅要操劳,还要操脑,特别是处理因为水利所侵占的耕地。二是御史们弹劾,文彦博的恫吓。
两相结合,心情郁闷,终于病死。
但程昉也有亲人的,全部在开封城中。
人死了,就没有必要再鞭尸了,朝廷虽没有弄什么追赠,但赵顼念老程有苦劳之功。因此给予其从子(侄子)一些补偿。
不过中使口旨传到了,补偿却一直没有看到。
正好王巨在宫中替老程略略打了抱不平,不知怎么就传了出来,老程的侄子心里就想。原来俺的伯父与这个新宰相关系还是不错的。
于是敲了闻登鼓,状告死去的李师中,说是李师中受文彦博所唆使,然后克扣了朝廷发放的抚恤。
李师中、文彦博、吕公著……等等,这些人都是旧党大佬。关系向来一直很不错。
掌管登鼓院的官员一听就吓着了,是真还是假哉?
而且陈世孺杀妻案影响还没有完全平息呢。
这一牵,不仅牵出死掉的李师中,与旧派大佬文彦博,说不定又牵出吕公著。
于是立即禀报给赵顼。
赵顼有两个选择,一个认真的调查,第二个以污蔑官员罪论处。但这两个选择都不是好选择,前面的牵连太大,而且文彦博不管怎么说,影响力还在的。并且新党大臣说不定又会借此生事,新的争议又要发生了。后面的就有点对不起老程了,最少程昉的从子来告状,恐怕朝廷的抚恤确实没有发放下去。
王巨得知后,便说了一句,无论文彦博或者是李师中,都不会做出这种没出息的事。多半是开封府当时某个负责的胥吏以为许多士大夫不满程昉,所以程家人可欺,便将这笔抚恤贪污下去了。
这样的例子有很多,就象王巨才回来时。李老汉的儿子牺牲了,抚恤同样被克扣了。最后牵连了许多胥吏,差一点将依政县所有胥吏一窝端了。
王巨的那个便宜父亲同样是如此。
因此王巨建议将这个胥吏找出来严惩一下,然后朝廷补放一些抚恤。将此事由大化小,由小化了,也就算了。
做为文彦博的政敌,王巨能说出这番话,还是很容易的。
然而做为他的政敌却不是这样去想,反而认为程家人闹事。就是王巨暗中唆使的,用此来污蔑文彦博与死掉的李师中名声,甚至醉翁之意不在酒,说不定就是将对付文彦博,以及吕公著。
其实这是王巨对赵顼的最后一个考验。
无论大臣们怎么说,你自己儿得有一个判断力。
文彦博就不牵连了,至少现在补偿老程一个追赠吧。非是一定要追赠老程,而是一种对自己的认可。
可能赵顼没有多想吧,因此没有想到此节。仅是按照王巨提议去做了,果然查出来,是一个姓李的胥吏所为。然后让开封府派人通知程家人,与李师中、文彦博无关,你们不要再闹了,这个抚恤朝廷补放给你们吧。
暗黑开始……
一个死去好几年的太监翻了出来,可能这终于使一些人动怒。
他们也集中力量对付王巨,包括种种调查,然后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。
不知道文彦博从哪儿听来的消息,不过他没有出面,而是暗中派了仆人通知了一些官员。这些官员也不敢断定真假,不过这事儿大条了,一些官员又对王巨不满,于是上书,隐晦地说出。
那就是王巨与大长公主有染,并且那个赵天赐就是两人的亲生孩子。
时间上也对得上,正好那时王巨在京城,还没有去庆州。然后王巨去了庆州,赵念奴去了杭州,大约就是在杭州生下了这个孩子。随后赵念奴返回京城,再派府上婢女将这个孩子抱回来放在她府上的门口,于是顺其自然地就收养了。
但是不是有此事呢?
其实赵顼那天在赵念奴府上就怀疑了。
然而让他说什么?
于是接到这些奏章时,赵顼一直沉默着。
事情泄露了,王巨就不能否认了,听到一些风声后也沉默着。
其实这种沉默,已经代表着一种承认。随后在大朝上孙固当着群臣的面,就厉声责问王巨:“坊间传言,你与大长公主有染,可有此事。”
王巨想了想,说:“有。”
一个有字,使得所有大臣一起哗然起来。
“陛下,这是千古未有之丑闻哪。”孙固几乎歇斯底里地吼叫着。
“孙固,勿用那么痛心疾首,干嘛呢,既然我做了,我就会负责任。不就是看我不顺眼嘛,不就是我齐商税让你们不高兴了吗,用得着调动这么多资源,连这个隐蔽的事都查了出来!”王巨讥讽一声,然后又冲赵顼说道:“陛下,臣有负陛下重望了。”
说完后,离开朝殿。
赵顼嘴张了张,想说一句,你怎么就承认了呢。
不提别的吧,银行司肯定是离不开王巨了,而且赵顼国库内库积攒了价值一亿多贯的各种财富,以及大量粮食,是为了什么?不是真的敛财,对付西夏啊。这更离不开王巨了。
但这事儿,让他怎么开口。
高兴的未必高兴到最后,最后说不定会哭。
离开的也未必真的会离开,最后说不定会笑……并且这成为宋朝史册上最大最诡异的疑案。(~^~)